【专栏】平乱要学汉景帝

因《逃犯条例》修订触发的社会运动自六月开始以来，持续了近五个月。虽然修例已经撤回，但运动亦已变质，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街头暴乱。虽然暴乱的时间拖长，参与人数显著减少，乱局却始终未能停止，暴力程度更有升级之势，而且变得游击化。在市民上班的日子，都有零星的街头堵路和冲突，对本地经济民生造成困扰。从刚公布的数字，可以见到第三季经济明显倒退。情况继续下去，很多中小企业，特别是零售行头，恐怕捱过圣诞节便要倒闭。

惠帝心慈手软失江山

究竟如何能够尽快止暴制乱，刹停乱局呢？有商界人士换脑思考，站在抗争人士角度去想，政府采取甚么行动，是他们最担心的呢？或者从中可以找到一些止暴灵感。

该商界人士说，如果他是抗争人士，有两件事情是最不想见到的。第一是怕政府采取一致性的强硬围堵打击策略；第二是运动持续走下坡，失去了群众的支持，与运动「割席」。从敌人害怕的弱点出发，政府面对这个乱局已有很长时间，其实应该开始出清晰的止暴讯号，要激进示威者和支持他们的人士不再对运动有错误的幻想，认为会有喘息空间，期望有停停打打，不断壮大自己的机会。

历史上，类似内乱曾不止一次出现，不同的处理方法会有不同结果。商界人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明朝惠帝时的「靖难之变」，另一个是汉朝汉景帝的「七王之乱」。

明初，惠帝朱允炆接替开国皇帝朱元璋之位，其叔父燕王朱棣不服，以「清君侧」（指惠帝身边提出削弱亲王的齐泰和黄子澄）名义起兵，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平定祸乱）。

刘启及时纠正策略错误

惠帝由于心慈手软，议而不决，打打停停，任用不知兵的李景隆为统帅，最后被燕王抢走了皇位，明惠帝在混乱中下落不明，成为历史悬案。

汉朝景帝的例子则是成功平乱。景帝是西汉皇帝，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分封儿孙成任诸侯王，由于地方诸侯日渐坐大，对中央政府造成威胁。汉景帝刘启采纳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削诸侯封地，结果引起实力非常强大的吴王刘濞不满，又以「清君侧」（这次指晁错）的理由，联同其他六国亲王起兵作乱。初时，景帝也采取怀柔的策略，为了平息作反诸王的怒气，杀了晁错，但其后诸王叛乱更甚，大臣因为景帝杀重臣人人自危。

错行软弱路綫的景帝，最后认清诸王作乱其实是要夺权，于是策略大变，拉拢了忠于中央的诸侯梁王支持外，配合强硬打击的做法，派太尉周亚夫、窦婴等悍将镇压，约三个月时间便平定七国之乱。景帝初时虽然犯了错误，杀错了晁错，但能够及时看清夺权的事实，分清敌我，快速改变战略，以强硬手段应对，结果能够平息叛乱。

在刘启平乱过程中，一个重要战略，是全力稳住梁王扼守要塞，把叛军主力堵死，周亚夫则作出配合，绕到后面全力捣毁敌人的补给，实行釜底抽薪。梁王虽然因此被打得透不过气，却把对方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泥沼。

回看香港的情况，从种种迹象看，反对势力根本无意要与特区政府讲，而且步步进逼，要把资源和权力拿到手上。在这个情况下，特区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其实已经清楚不过。

看香港在回归后的民生和经济，不可以说没有发展，只是反对力量不断在舆论作出攻击，在社会不同层面渗透，特区政府认为以和为贵，事事忍让，结果令他们坐大。在过去的五个月，反对阵营不断地破坏香港的秩序和民生，已令到社会出现大混乱。由于今次事发起源提出反修例，当事态不断变质后，政府仍然是打打谈谈，应对的路綫不清晰。既没有看清对手想全面夺权的战略意图，也没有把抗争者行事的不合理，对法治、经济以至民生的危害和影响，直接有效的告知市民大众。

梁王死守周亚夫包抄

汉景帝能及时从叛乱的危局中脱险，最重要是及时认清了七王不是可以议和的对手。在战术上成功统合梁王和周亚夫两条战綫，先死守顶住对方攻势，同时包抄彻底瓦解敌人的力量。现时警方总算把暴乱势头控制，政府要做就是统领各部门去协力围堵，弱化他们的支援和补给，这应该是熟悉政务的现届班子优而为之的工作。

吸取历史的教训，当面对敌人时，三心两意，心慈手软，结果只会害到自己。商界中人认为，要平乱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关键在于能否认清大局，及早出手，贯彻始终。否则应断不断，最后只会自受其乱。（特约作者：陈约翰）

全文刊于2019年11月4日《星岛日报》「港情周记」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