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打击假新闻须争取国际合作

每每提及假新闻，香港市民必定迅速将其联想到「反修例风波」期间，部分媒体炒作和捏造各种的「假新闻」，包括「爆眼少女」、「新屋岭强奸」、「八三一太子站死人」等，为此更有民间团体为争取「假新闻法」立法到政府请愿。然而，假新闻并非香港独有，更不是二○一九年特定时空下才出现的问题。举例言之，在印度，曾有乡村居民收到WhatsApp讯息，流传附近地区有绑匪，民众因而过度反应，看到五名可疑人士便认为他们是讯息所指的绑匪，并将他们围殴致死，同类事件超过十三宗，至少造成二十七人死亡；在美国，环球电讯社（Globe Newswire）发稿指沃尔玛（Walmart Inc.）宣布与莱特币（Litecoin）合作，但随后相关方作出澄清是假新闻，造成莱特币价格大幅波动。由此可见，假新闻的情况遍及世界各地，而影响的亦不只是政治，更牵引到社会和经济层面的问题。故此讨论假新闻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立足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脱离「本地」话语的局限性，以「国际」视角分析和探讨潜在的应对措施。

打击假新闻措施极多元化，其中欧盟就推出《虚假资讯实务守则》（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内容经各个网络平台商议，并订立了打击虚假资讯的自我规管标准，具体措施包括解决虚假帐户和网络机械人的问题、中断散播虚假资讯的帐户和网站的广告收入、增加政治广告和议题为本广告的透明度等。

此外，也有国家选择立法管制，从而以更强制性和严厉的举措打击假新闻。例如法国的《反操纵资讯法》（ The Law against the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针对每月平均有超过五百万独立访客网络平台，重点打击平台上可能扰乱公共秩序，或影响选举有效性的网上虚假资讯。加拿大的《选举现代化法》（Elections Modernization Act），重点在于监管网络平台上登载付费的政治广告，禁止影响选举结果的虚假陈述。不过，各国的打击层面与范围不一，普遍是聚焦选举问题，在网络全球化的时代中，以上举措无法针对讯息全球化但执法在地化的矛盾。

可惜的是，《科学人》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曾发表一篇文章，研究性格特徵和政治取向，与散播假新闻行为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发现，「性格不认真而政治立场保守」的人士最大机会散播假新闻，而驱动他们的具体因素，主要是「对混乱的渴求程度」。在后续实验中，研究更发现，即使研究对象知道新闻内容被标明为「具争议」，甚至系统提示该段新闻内容不实，但仍有相当部分的研究对象会继续选择广传。简而言之，在我们身处的社会，确实有一部分人「唯恐天下不乱」，会刻意散播假消息误导他人。由此推断，各国目前的自我监管或相关立法工作，可能有效督责社交媒体和新闻平台，但对于刻意散播假新闻的个别人士，打击力度存疑，容易形成虚假资讯的法律空窗，被立心不良者刻意利用。

笔者建议，国际社会应尽早举行一次「打击虚假资讯峰会」，以此团结世界各国政府、跨国社交媒体和世界性传媒机构的代表，共同为打击虚假资讯凝聚共识、谋求合作，并争取发表「虚假资讯管制约章」。约章内容应涵盖多个方面：第一是共同承诺，与会各方应尝试建立共识，在打击虚假资讯散播，以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价值观间作取舍和权衡，以此作为今后的行动纲领，避免持续争拗价值观的问题。第二是确立标准，与会各方应尝试定出一个判断假新闻的准则，甚或委派专家代表，与现有的民间团体合作，组成一个世界性的事实查核中心，在某一资讯的真确性存疑时，由该中心统一处理事实查核的工作。第三是协同行动，当某一资讯被定为虚假或存疑，各媒体和社交平台应即时加上提示讯息，劝说网络使用者避免将之流传，而各国政府亦应采取行动，确保本地的平台都配合相关措施。第四是惩处个人，当平台采取充分的举措以后，若某一用户仍选择将潜在虚假资讯流传，则该用户必须意识到该行为的刑事责任，而各国政府亦可在此国际共识下，开展所属假新闻法及其形式化的立法程序。

何子煜、陈嘉彦

政贤力量青年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