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思而行】政治人物须和力和调解能力

一九六七年发生左派人士称为「反英抗暴之战」之后，学校对学生的教诲是：「读书不谈政治」。同级同学没有政治人物，但圣保罗书院着重学习自由，不同级别出现了不同光谱的人才，有曾钰成、程翔、刘兆佳、李永达、张超雄等。岭南大学李彭广教授在「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披露了麦理浩在一九七二年上任前花了十个月撰写了一份「管治香港大纲」的绝密档案。这份大纲最终成为七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的蓝图，香港人的经济民生权利也藉着麦理浩大大增加，但是政治权利还是揸得很紧。

前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是第一位建议香港需要建立调停能力的人。二〇〇七年他委托了港大陈祖为教授研究如何改革香港的公共谘询架构。林焕光在香港民主促进会午餐演讲时（一一年七月一日）指出，香港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但是英治时期政策制定过程是由外籍公务员垄断，加上本地公务员是在小圈子长大和习惯由小圈子决定公共政策，推出来的措施往往缺乏公众支持和认受性。另一个更大的是政治问题：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是中国和英国之间的谈判，香港并没有参与。再加上从一九八五年起的漫长十二年的「中英联络小组」过渡安排也没有香港人参与。根据前英国驻重庆总领事夏添恩（Tim Summers）在「中国的香港」一书中指出：在「一国两制」这问题上，中央政府和香港从来都是「鸡同鸭讲」。一边讲：「主权」、「繁荣」、「稳定」。重点是要以「主权」为先。另一边香港一般市民大众和国际社会追随的是：两制之下的「高度自治」、 「自由」和「民主」。

自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积压着的政经民生问题迟迟未解决，「占中」和「修例风波」表达出来的不满和反叛情绪，有如一群年轻装修师傅，只拿着大锤到你家中装修。一般估计暴力示威将会在疫情过去之后重现，香港政治发展经已到了危险地步。如果我们的政治领袖没有其他新工具去处理这些「装修工程」，香港最终会变成颓垣败瓦 。

政治人物计画下一步行动时必须从整体利益出发，而特首亦需要：一）向市民明示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分歧和共同利益；二）有胆在权力面前讲出真相和；三）提出如何解决这个「鸡同鸭讲」的问题。现在距离二〇四七只有二十多年，我们应该可以公开讨论二〇四七之后的政治安排，作为解决「香港第二次回归」和「鸡同鸭讲」 的问题。这些研究讨论可以由智库牵头，并邀请所有政治光谱的政团参加，但特区政府必须参与。最终的政策制定也是政府的责任。参与这些研究和讨论的人员，必须具备亲和力和调停能力，而且有能力越过政党和政治信念界线。

中间派向来不被看好，永远会被两面夹攻和不被选民看中。但不要忘记很多欧洲政府都是由中间派政党组成的（例如德国的基民联和社民党）。如果香港真是有机会参与二次回归的前途讨论，香港中间派的元老级人士或是年轻人都会变成香港急需的政治资产。

龙家麟(民主思路理事及联席召集人《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