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基本法元老忆艰难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英方确认将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给中国。翌年，中方成立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同时成立秘书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廉希圣是秘书处工作人员，第一件事是集中学习，恶补「香港的ABC」。他还记得，1986年作为12人专家组成员前往香港调查一个月，港人说「表叔（土包子）来了」。

《一字千金》由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策划。图为梁美芬与廉希圣。

92岁的廉希圣在港推出口述新书《一字千金——廉希圣忆香港基本法起草》。

时光飞逝，当年的基本法草委不少已经谢世，92岁的廉希圣在港推出口述新书《一字千金——廉希圣忆香港基本法起草》，以亲历者的视角，讲述基本法起草时期的所见所闻，记述了一些隐秘的历史细节，包括基本法的解释权、政治体制的设计问题、剩馀权力问题等的讨论，可以窥见起草背后的复杂与艰辛，亦可更好理解立法原意。

整个基本法起草过程，廉希圣认为「最难的、争执最大的就是政治体制问题」。当年部分人主张立法主导，部分人则主张行政主导。在众说纷纭之下，政制专题小组提出起草原则上采用「三权分立」的模式。

但中共元老邓小平在会见草委会委员，批评了「三权分立」的提法，指出「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比如搞三权分立」。一锤定音之后，政制专题小组负责人随后向港媒解释，「小组较早时确定的政治体制，不是真正的『三权分立』，只是指司法独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廉希圣认为，基本法赋予行政长官广泛权力，特区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下的三权相互配合，但配合也不是迎合。

这位基本法元老认为，起草过程就是个字——「难」，至少包括11个方面：无先例可循；两地在制度上、观念上以及文化上有著重大差异；要体现香港各阶层的利益；要解决港人的担心和信心；来自英方的干扰，等等。

基本法起草历时4年8个月，时间成本很高；每一个条文都千锤百炼；起草不设预算限制，「各项费用实报实销」。因此，廉希圣认为基本法是「一字千金」，「既指它的起草开支，也指它的内容价值」。

纪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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