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蓝营分别在于「一国」 邵善波：有建制派对英殖肯定甚至怀念

前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在内地《观察者网》撰文指，「反修例黑暴事件」反映出「一国两制」在港实行20多年来，积聚下来的一大堆问题。事件迫使中央在去年连续出重手，这是「一制」踏入了一个新阶段，「一国两制」在港出现了一个新版本。香港当前出现的并不是「一国一制」。回归后二十多年，国家对港的权力及关系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在「一国」之下，中央对港「一制」的政策，著实有所调整，但这变化并不违反「一国两制」的原则。

在「2.0版」下，中央在港的角色的确有了较大的变化，香港过去几年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在港的「一制」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造成的结果。即香港面对的困难，不是「一国两制」的问题，而是自身一制的内部问题。

邵善波在评论文章指，中央订立《港区国安法》，完善选制，均是在行使其国家职权，属「一国」下的正常行为，这并不是「一国」与香港的关系有什么改变。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不可能纯粹是地方的事务。中央回归前对国安问题的处理态度，是宽松的，中央通过《基本法》「授权」香港在当地立法，以管控这些行为及事务。

但二十多年来证明，香港无法落实这任务，更出现严重伤害国安的情况，引致社会分裂及动荡，政府施政不能伸张，造成社会问题，更影响到国家发展的大环境。这令中央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安排，在这本属国家的事务上，直接出手解决填补国安立法这个漏洞，解决面对的困局。

国安性质上就是「一国」的事，本来就不属香港「一制」的权责范围。中央出手并没有改变「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同样，选制设计，在单一制的国家体制下，也本属国家的职权范围，不是高度自治权力范围内的事务。《基本法》对这方面的规定，对修改这方面的安排做出各种限制及订明中央的角色，亦清楚反映这权力及职责的本质，及中央与特区在这问题上的关系。

邵善波指，香港出现蓝营与黄营的分野，蓝营被定性为保守、亲建制，因为西方国家近来的表现，对西方体制感到失望的人，这并不正确。同样，将黄营定性为那些怀念英殖，希望与内地持续分隔的人，也不正确。虽然这些标准可以用来分辨社会上不同的群组及思潮，但这并不是近年来形成的蓝营和黄营的基本分歧。

邵善波形容，建制派内不少人对英殖时期的管治也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甚至怀念。对近年因为中美关系恶化，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断出现问题，对西方感到失望的，也不限于亲建制的人士。绝大多数的亲建制人士，在支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也会肯定一定程度上香港与内地的差异、分隔，对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发展，存有各种疑虑。

反之，黄营的特点是基本上不接受回归的事实，亦即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受中国主权管辖的现实。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也抗拒中共领导的中国，抗拒中央对港的管治权。其中不少更有反对中国，不承认或不想做中国人这些极端倾向。他们对回归后港人自治的安排及情况不满意、不接受。在这个政治基础上，他们组织及进行抗争行动，包括欲通过选举夺取管治权，其中手段更包括引入或接受境外势力的介入及支持，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才是黄营的本质，造成问题的根本，破坏「一国两制」落实的原因。

邵善波认为，香港社会形成的蓝营和黄营的基本分别，乃是否接受「一国」，即香港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受国家主权的管控，亦即是受现今行使国家主权，在北京的、由中共领导的政府的管控。不少黄营人士可能并不同意这论述，认为自己并非否定国家拥有对港的主权，只是坚持国家落实承诺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维持原有制度。可是他们反对国家对港有全面管治权，反对按国家宪法、全国人大对《基本法》有解释权等等行为，都是以行动实实在在地否定中国对港行使主权的表现。

邵善波认为，黄营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政治是现实和妥协的艺术，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这当然也是策略性错误。根本问题是需要放弃「反共拒中」或「反共反中」的政治立场。在国家日渐强大的情况下，黄营挑战颠覆和分裂国家主权看来不切实际，但在外力的鼓动及支持下，他们认为有成功的可能，自有他们内部的逻辑及道理。期望他们放弃这些目标并不实际，当前的政治生态大变化，必然是一个大清洗、大替换的局面。

邵善波说，「一国两制」已进入「2.0版」。但「一国」对港的权力及关系并没有改变。香港的「一制」，即中国在《联合声明》中的承诺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保护国安是「一国」的责任，选举政制在回归以来的设定并不是回归前的原有制度。虽然英殖政府在面对要交还香港给中国时，匆匆引入了各种选举，但大部分都是在与中方签定协议后发生的。这是英方期望以单方面行为改变现状，做成既成事实的行为。香港的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在九七年后不是没有变化，但维护市场经济及尊重私有产权的基本原则，则并没有动摇。个人的权利、自由并不比回归前的少。香港的一制，与内地的一制仍有根本的分别。

港人自治出现困难的最大原因，就是回归前后引入的开放式、对抗性、竞争选制造成的。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及社会往来，愈来愈频密造成的一些后果，也是造成社会内部分歧、分裂主义，「拒中」情绪得以发展的原因。其实两地密切的发展与香港的回归并无直接关系，内地展开改革开放后，两地的往来关系已出现飞跃式的发展。港府未能有效处理好回归后两地关系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如水货客、内地短期游客涌港等情况，造成的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应负最大的责任。

邵善波说，当前出现最大的问题是香港能否处理好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极度的贫富悬殊，解决好基层的起码生活条件，改善社会中下阶层的发展机会，及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成为国家发展大局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这是新版港人治港能否成功走下去的考验及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