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研港历史为后人铺路 冼玉仪享受鉴古阅今

说到香港历史研究，港大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名誉教授冼玉仪总是眉飞色舞。她是香港历史研究的先行者，在八十年代学术界忽视香港的时代，她翻阅东华三院及保良局的文献，揭开扎根香港的百年慈善老店，连结海外华人的角色，让世界看见香港的国际实力。研究以外，她更为原始档案编修目录索引，方便研究者查找资料，最近参与《香港志》的编修工作，亦是为后辈提供扎实的原始资料。她乐于为学者铺路，是因为研究之乐，她不甘于独享，「我希望可以感染后辈，令他们相信（香港历史）很值得做。」

生于一九四八年的冼玉仪，学生时代对香港史的唯一认识，是鸦片战争后割让香港的历史事件。直至在港大修读硕士期间，发现皇家亚洲学会期刊内，由外国人撰写的新界风俗及村落文化的文章，她愈读愈兴奋，大开眼界之馀，亦为自己的无知惭愧，「我在香港出世，做了这么多年香港人，为甚么连香港历史都不认识？」香港历史，自此成为她一生的研究方向。

翻东华三院文献寻历史宝藏

　　冼玉仪在港大修读博士期间，希望通过东华三院，了解华人精英与殖民地政府的关系，却意外发掘到历史宝藏。当时港人对东华三院的了解，仅止于医院，冼玉仪初次叩门，对方直言没有历史档案，几经转折才让她到访储存昔日书信文件的房间，「我还记得是无冷气，很多老鼠四围走，入面的书一打开，就会有虫走出来，纸也是穿孔。」

　　这些发黄破旧的纸张，记载着东华三院为海外华人服务的历史，例如协助苦工将辛苦赚取的金钱寄回乡下，以及为客死异乡的华人施棺赠殓。文件内字里行间，流露老百姓在大时代中的种种无奈，「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外国工作十几年，才有机会寄钱返乡下，但沧海桑田，千辛万苦将钱送到乡下后，发现父母离世，太太亦已改嫁，很多很凄凉的故事。」

　　即使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未必能写入论文当中，冼玉仪却禁不住一一仔细欣赏，「这些并不是小说，是真实存在过的人。历史故事有很多层次，可以写伟人，但不要忘记伟人背后有很多小人物，即使他们的故事很琐碎，但人生就是这样。」东华三院的故事，亦令她以香港人的身分自豪，「正因为香港是很繁荣的商埠，东华三院才可以在香港发挥如此大的力量。」

夥夏其龙为殖民地档案制目录

　　研究历史以外，冼玉仪亦乐于参与历史文件分类及整理，令研究者更容易找到所需资料，包括在九十年代与夏其龙神父合作，将英国殖民地部的第一百二十九号档案，制作目录索引。她解释，由于档案收录百年来香港殖民地官员寄往英国的文件，资料量极多，如无目录索引，研究者无疑是大海捞针。

　　她愿意承担这种工作，是受到施其乐牧师的启蒙。六十年代来港的施其乐，发现香港本地史一片空白，于是从零开始，翻阅中英文报章、官方记录，甚至到坟场抄写资料，制作数以万计以本地人物为中心的资料卡。冼玉仪坦言希望成为施其乐的继承人，并忆述两人往事，「我跟他是好好的朋友，他住在美孚新邨，我与不少历史学者时不时都会去他家中找资料，他总是欢迎我们到访，甚至预备好午餐。」

编修《香港志》范围从古到今

　编修《香港志》对冼玉仪而言，也是希望为日后的研究学者提供有用的原始资料。她解释，地方志是中国的良好传统，俨如百科全书，方便外派官员了解当区的风土人情，惟香港过去并无独立的地方志，《新安县志》对香港的记述极少，令编修《香港志》变得有意义，「虽然近二十年很多人研究香港史，但很多是断代史，只集中讲一段时间，或者是专题研究，好像我研究东华三院一样，但地方志是通史，范围是从古到今，涉及不同范畴，过去没有人做过。」

　　冼玉仪是香港地方志中心编审委员会召集人之一，既负责监督编修流程，早期亦负责选题及物色学者。她坦言《香港志》由七千年前开始记述，直至一七年为止，内容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其资料的完备是她意料之外，「去年完成首册《总述大事记》后，我有一种源远流长的感觉，觉得它对香港人来说，是知道自己来自何处。」

研究学者逾五十人 以老带新

　　香港地方志中心目前有五十多名员工，包括具备博士及硕士学历的学者，冼玉仪喜见当中不乏年轻面孔，团队内以老带新，各自发挥所长，「我的角色很细，他们造出的成果我看完之后，也觉得获益良多。」待六十六卷《香港志》完成后，冼玉仪相信，教育界日后可从中取得公民教育所需资料，研究学者亦可抽取有用的部分进深研究。

　　纵然冼玉仪研究香港历史超过四十年，但她至今热情未减，「我今年七十三岁，还有一样工作可以令我充满生命力，是很幸福的事。」她渴望自己的言传身教，可以令更多有志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找到当中的趣味，「如果找到的话，Don't thank me, just pass it on（不用道谢，继续传承下去）。」

《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