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香港染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因为反对派拉布，选了半年也选不出主席。另外有大量的政府拨款申请在立法会严重拖延。这些事大家初见时都甚觉惊讶，但久而久之，大家习以为常，甚至愈来愈多人觉得反对派拖得有道理，却不知道自己为拉布付出重大代价，人家拉布，自己找数。

香港陷入一个集体「斯德哥尔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这名词源于一九七三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单银行劫案，匪徒Jan-Erik Olsson冲入当地最大银行打劫，事败劫持四名银行职员与警方对峙。经长达六日围困，最后劫匪释放人质。这班银行职员长时间听了匪徒Olsson的故事，对他产生同情，认同其做法。事后警方将匪徒告上法庭，但四名人质不但不愿上庭指证，还替他筹款抗辩。后来瑞典警方找来犯罪学者Nils Bejerot研究，发现人质长时期只听劫匪单方面道理，结果被洗脑，出现这种同情加害者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我很早已经发现，香港政治上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大家听加害者单方面讲故事，久而久之，认同了对方的观点。

这个病症出现之初，源于一种怕事心态，主要在高官和建制派议员的社群中扩散。远在十多年前，反对派在立法会开始玩激进，那时激进派仍势孤力弱，但行为偏激。高官和建制派高层认为，政策法案和财政拨款都够人数举手通过，所以采取「你有你讲，我有我过」策略，明明自己有道理的也不去论述，因怕被对方搞，所以不出声为妙。而对方本来没有甚么道理，却拼命论述。公众不明就里，偏激意见听得多，就觉得激进派也有道理了。

尤有甚者，有建制派大佬，善于讨好激进派。多年前任由长毛在立法会「表演」，待长毛曝光够了，循例叫保安请长毛离开议事堂，长毛也欣然合作，表演完就收工走人。激进派有充份曝光机会，愈养愈大，不断细胞分裂，快速繁殖。背后是建制派大佬为保自己的光环，不断向激进派放水，终至覆水难收。

激进派由量变到质变，全面占据政治意识形态高地，恣意扭曲民主理念，毒化香港的「一制」，主要在两个关键地方下工夫。第一、不按游戏规则办事。民主本是一个按规则运行（rule-based）的制度，只要按规则进行，即使得出和自己意愿相反的结果，也会接受，因民主主义者坚信，按规则办事才可达到制约独裁的目标。然而，激进派由议会内玩激进花招，到拉布拖垮议会功能，再到街头暴力揽炒，最后演化成用天拿水淋人放火的无底线行为。这是有意识一步步升级，最后在宏大理想包装下，演化成全无底线的冲击。

这是玩少数人政治的极致表现：我是少数，但我理想最高，我大晒。在反对派够胆日日讲，而高官建制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去讲时，少数派歪理变成真理。人质天天被人洗脑，愈来愈多人倒过来同情劫匪。加害者就由少数派慢慢变成多数派。

第二、否定包容。民主制度本质是透过选举去产生领袖。在这过程中要包容的理念。大多数人支持的领袖胜出，也要包容落选者民情。所以很多外国极其对立的选举后，胜出者第一篇胜选宣言，往往提出对立的双方和解，共同管治好一个地方。然而，香港早于二〇一〇年已有人有意识地散播民主不应包容概念，这是本地大肆搞破坏的勇武思想的根源。包容的反面就是仇恨，去年的反修例运动中，经常出现「死全家」标语。而一些在区议会选举胜选的议员，会在办事处门外贴上「蓝丝与狗不得内进」的告示。

当反对派在未能以大多数议席去控制立法会的时候，就用拉布等破坏游戏规则方式，去瘫痪政府。但当自己成为大多数上台之后，就倒过来用体制暴力压迫少数对手。这不是民主社会，而是「多数人的暴政」。

香港的一制已被骑劫，病情甚深。（卢永雄）

全文刊于《头条日报》「巴士的点评」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