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没有危机意识是最大的危机

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扩散，现在是内地农历年的春运高峰，如何在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潮下控制疫情，是中国政府要面对重大挑战。而二○○二年底开始的沙士防治经验，绝对可以借鉴。

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确诊第一宗不知名的肺炎。佛山第一人民医院向疾控中心报告病症，疾控中心展开流行病学调查。但是，由于这种新型肺炎并不属于中国当时的《传染病防治法》所规定的三十五种传染病，因此当地的疾控中心并没有向国家上报。其后疫情扩散到河源、中山，然后在广州市爆发。国家卫生应急体系建设指导专家王宏伟总结了当年沙士事件的经验，认为当时「没有危机意识就是最大的危机」。

今次疫情的爆发的时间点与当年的沙士很接近，都是在十一、十二月。回顾当年沙士爆发的经验，春运是一个关键，中国的春运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去年的春运，全中国旅客来回发送量便达到二十九点八亿人次，单是使用铁路的，便达到四点一亿人次，病毒可以透过大规模流动的人口迅速扩散。而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也是交通四通八达的枢纽城市。专家估计当年的沙士病毒就是由广东省流转到山西，再进入北京，自从北京出现从山西流入的首例沙士感染个案之后，北京成为疫情的中转站，向全国扩散。除了新疆和黑龙江之外，全国大部份的地区都未能幸免，而位处北京附近的华北区成为重灾区。当年未能控制疫情在春运期间向中转城市扩散，成为了疫情大爆发的根源。

沙士这个散播经验，让人类上了宝贵的一课。当年病发来源不清，传播路径不明，但有不少人轻信「可防可控」，没有使用最高规格来防范戒备，铸成大错。

总括当年防治沙士的经验，由于武汉市有最多人受到感染，第一要务是防止带病毒者从武汉流散到各地。因此，政府如今采取措施减少进出武汉的人流，是减低病毒散播的最好方法。而重点的交通城市如北京，更要极度严格设防，以免成为疫情扩散的中转站。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如何加强人流进出口的检疫，特别是针对从武汉来港的飞机航班和火车检疫，至关重要。

其次是医护人员要有极高的戒备。目前被感染的十五名武汉医护人员，主要来自脑外科，而不是传染病科。有一名病人在脑外科做手术，当时并没有肺炎的迹象，他在手术完成之后才病发，结果感染了照顾他的医生和护士。在疫情快速扩散的情况下，整间医院其实都要高度戒备，不能只把重点放在传染病科。香港当年的例子也是一样，虽然广州来港的「超级播毒者」刘剑伦到广华医院就医，但广华医院的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反而较少，疫情并没有在广华大爆发，主要原因是广华医院的医护人员已做好高度戒备，很快地把刘剑伦送入负压病房（即连通风系统也受到隔离、令病毒不易扩散的病房）。但另外一些受到感染的病人进入威院，由于院方防御不足，疫情便在威院大爆发。

第三，透明度至关重要。二○○二年的沙士，由十一月发现初例到翌年五月在内地及香港大爆发，其间相隔了半年的时间。事后看，一定是有些地区有瞒报和危机意识不足的问题。一场疫症，让它有半年时间传播，最终的大爆发不可避免。今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只发生了一、两个月，病毒已得到医学确认，并通报全球，作出了高度防疫，是成功阻截危机的第一步。在疫情扩散的时候，透明度至关重要，不能够考虑一个城市、一个省甚至一个国家可能因为防疫而带来的经济损失，阻慢了疫情的通报，最后令全国以至全世界深受其害。内地有意找了香港传染病专家袁国勇出任衞计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加强透明度的动机显而易见。

政府官僚决策有一个特色，有时并非隐瞒，只不过是因循。即过去的做法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遇上重大危机，例如战争的时候，也不懂得换脑、换思维。在这场抗疫战争当中，要跳出因循的思维，用打仗的心态去抗疫，才有机会成功。有危机意识，至关重要。（卢永雄）

全文刊于《头条日报》「巴士的点评」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