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思而行】选举后是写好「新香港故事」的起点

《基本法》原来构思是由一个没有政党背景的行政长官和高质素的公务员团队去管治香港。过去二十多年经历的社会动荡，包括「反国教」和「占领中环」，说明了这构思有不少漏洞。反对「逃犯条例」的暴力示威，引发中央出手，实施港版国安法和制定立法会新选举方法。事情表面上似乎过去，但一直存在的内部问题仍未解决，加上连骨子里都是「自由主义」的香港，也逃不过美国的制裁，失去了一九九二年定立的「美国－香港政策法」优惠待遇，个别官员包括特首林郑月娥亦被美国制裁。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二○一九年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文章，预言香港希望同时作为一个自由开放的 「国际城市」和「中国城市」将会遇上不少困难。拜登和布林肯主持的首届「民主高峰会」似乎说明了鹰派势力正在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熟悉中国和主张透过外交接触去解决问题的官员，未必能够扭转现时美国国会和白宫官员的世界观。从广泛的角度观察，主张敌我对垒的「主战派」，从来存在于美国政坛和「深层国度」（Deep State，指政府官僚和军事工业所组成的复合体）。香港处于中美博弈间一个不利位置，失去「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潜在的危机，也随着八家中国企业，遭美国以侵犯人权为理由，启动「金融脱鈎工具箱」而浮现到表面。
争取扮演「中国未来发展实验室」

各国（包括中国）的外交政策，往往也优先考虑国内的政治需要。当各界对美国涉港政策作出强硬回应时，似乎还没充分确认到香港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向来没有还击能力。正是由于这特性，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之中扮演了「引进来」的角色。一位精通俄语和中文的美国外交官曾经在香港民主促进会演讲中指出，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年有一个小小的香港，前苏联的 「改革开放」Glasnost and Perestroika必定会取得更大成就。香港和中央驻港官员也需要了解过去，确认过去不少「改革开放」的思维是源自香港，并且共同领导香港面对国际形势的演变，走出「两难局面」。 

立法会选举刚刚结束，接着下来的就是特首选举。选举过后就是张炳良教授说的「二次过渡」的开始，香港需要在「一国两制」之下，寻找一个各方都能够认同的「新香港故事」。李光耀当年决定不拉倒新加坡第一任总督莱佛士 （Sir Stamford Raffles） 的铜像，是向全世界表明新加坡了解过去，并且会积极面对未来。下届政府管治好香港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大国博弈中间，香港的前途不能与中国对立，无论国际社会对香港的看法是怎样，我们只能够站在中国的一边。但是，香港有能力同时吸收来自世界和中国内地的思维和能力，所以特区政府不应只懂得「跟着阿爷走」，反而要向香港和全世界说明，香港仍然是注重人权、法治和自由开放的社会。民间智库和政府也应该对最新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作出积极回应，向中央争取实现《基本法》承诺的「普选」和尽量用好香港的国际视野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之中，寻找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争取继续扮演「中国未来发展实验室」，并且开始以「中国香港」身分向全世界讲好「新香港故事」。
龙家麟
民主思路理事及
联席召集人（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