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思而行】如何引导港人对前途有所期盼？

要预测香港未来前途，必须要对香港的过去有充分了解。我三十年前加入由麦理觉（已故Jimmy McGregor）发起的智库，是希望从他身上了解多一些英国如何管治香港。中学期间，校方常常劝告：读书不谈政治，所以同级同学没有政治人物，对政治的了解也不深刻。六七十岁这一代，大部分都是顺民，一九六六年因天星小轮加价事件绝食抗议的苏守忠，抗争的是民生议题。后来出现的香港观察社（Hong Kong Observer 代表人物包括陆恭蕙和胡红玉），他们关注的也是民生政策和管治议题。一九八九到九〇年间，港同盟（民主党前身）和民建联相继出现，同期出现的人物包括张炳良和曾钰成。英治时期，总督有能力把部分「反对派」的能量吸收，把他们变成建制内的建设力量。

一九九七年之后，特首由选举委员会提名及选举产生，立法会内最大的政党不能组织政府，特首也没有政党联系。理论上所有政党都是反对派，没有诱因去着重政策研究，发展切实可行的经济民生和战略和政策措施，甚至关注如何利用香港协助国家增强整体「综合国力」。一九九八年引入的五个大选区「最大剩馀数比例代表制」，最后的立法会议席往往只需要三万三千剩馀票便能取得最后一个直选议席。这选举制度，变相鼓励极端本土派系，利用这制度漏洞晋身立法会。二〇一四年占中之后，传统民主派系错判了形势，任由激进势力牵着鼻子走，认同「和勇不分」。特区政府在处理反修例运动过程中，未能及早收回条例。香港卷入中美交恶，香港变成了地缘政治的争拗焦点，中央政府无奈地在去年六月三十日推出港版国安法。

自从回归以后，特区政府未能有效坐镇，协助中央政府预计及采取措施有效管治香港。李彭广教授在「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书中指出，历任总督不单止听取常任英籍政治顾问的意见，也容许华籍非官守行政会议成员（例如锺士元）管有实权。如果所有非官守议员反对政府建议，总督不会发言并且会收回政策建议。九七年后的特区首长（董建华除外）很少提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目标和如何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将香港的自由开放环境、法治，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融入成为中国「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在政府以外，似乎只有陆恭蕙在《没有第三者》（No Third Person）一本薄薄的英文书提出，只有香港人和中央政府共同努力，才有资格和能力，连接香港过去和未来，在一国两制和中国主权之下，讲出符合国家发展利益的「新香港故事」。陆恭蕙的书实在太短，所以只提出问题，但没有提供答案。

香港回归了二十四年，特首林郑月娥有责任带领港人走出目前的政治困局。占中之后，香港政治形势的钟摆不时会摆到极端，作为特首不能袖手旁观：负面的危害国家行为不能不管，但不要如邵善波所说的 overkill，使（香港）病人变死人。特首也可以鼓励甚至透过「创新办」统筹社会各界，多一些讨论和研究「一国两制」的独特环境和历史背景，加强了解香港对国家「综合国力」的正面影响和使港人对未来前途有所期盼。

龙家麟

民主思路理事及

联席召集人（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