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联「港讲诉 Time to Heal」】「精神损伤」中 重新思考年轻人需要

这段日子，政治冲击和几近天灾级的传染病打击不停歇，「坏事会继续发生」成为不断实现的可怕预期，也为精神医学与社福机构带来挑战。

香港大学精神科系主任陈友凯教授说：「社会立场分化，对机构和他人渐渐变得不信任。求助者因私隐关注却步，传统系统无法好好发挥。更甚者，在关注大局的气氛下，大家彷佛没有空间、或觉得『不应该』关顾自己⋯⋯要准确理解这个社会状态，需要更深入的审视。」

先回头认清疾病的定义：「想像一条橡筋圈，被拉会变形，放松便弹回，这是正常调节。但是倘若橡筋被拉得太久，加上橡胶本身产生变化，最后即使放松了，也无法回复原状。于是我们说，这人可能已经进入疾病状态，是个人风险因素跟环境互动的结果。」

陈友凯教授说，那是太平盛世的诊断假设，但是在动荡的大时代中，是病不是病，回答不易。

「如果单看目前有多少人出现徵状，便说社会的精神『疾病』正在倍增，难免太简单，也不够敏感，甚至可能导致人们怯于求助的反效果。问题确实严重，但与其说是精神疾病，我建议用『精神损伤』这个名词，它描述的是：我们的心理也会遭外来压力损害，像身体被撞击会受伤那样。」

陈友凯教授口中的「精神损伤」是这样的——外来压力源源不绝，同时冲击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本来人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风险，可是遇上强大的外来因素，就像遇上交通意外，任你多强壮都难免被撞伤。况且，这个压力源移不走，令拉紧的橡筋始终没机会松下来，复原能力可能会慢慢削弱。橡筋最终能否弹回去？受困扰的人中，多少会演变成精神疾患？医生难以用以往的方法判断。

但多少总有线索，包括：一）病徵有多严重。譬如反刍思维（rumination）是一个可靠的指标，要是一个人不由自主地反覆思索往事的负面意义，最后恶化成精神疾患的风险较高。二）反应性（reactivity）是否正常。要是稍作喘息，像郊游或一两天不看新闻，离开压力的来源，情绪能否反弹？如果都没帮助，可能反映那人正开始、甚至已经进入疾病状态。「可惜因为疫症，很多人连离开香港一阵子的机会都失去了，甚至无法自由自主地离开家门外出⋯⋯」陈友凯教授说。

陈友凯教授希望各个关心年轻人的专业，尝试好好聆听和沟通，真正了解年轻人的需要。他特别提出两点，希望帮助大家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

不少研究都分析过智能手机对精神和生理健康、甚至身体的影响，它带来资讯与回馈——包括每个Like和share——多少令人得到安慰，同时推动大家花更多时间用手机。然而，当不同程式不断呼唤使用者，大脑不自觉地耗用大量资源，慢慢会变得被动，失去「因为要找某则特定资料所以拿起手机」的方向性，可能反被各个程式带到哪里便是哪里。

换转是平常日子，这顶多令人睡不着；但在过去大半年间，社交网络出现大量负面新闻和资讯，同样的习惯会导致重复接收坏消息，增加反刍思维出现的机会，令情绪陷入恶性循环。科学知道的是，长期压力加上难以自拔的反刍思维，会令脑细胞死亡，导致调控思维和注意力的系统失效。

愤怒反应也很需要关注。愤怒不一定负面，它在群体生活里指出不妥当的地方，要求处理，否则难以继续合作。能有限度地表现愤怒是一种艺术，也是正常功能。可是当劣境彷佛没有尽头，人们不断被挑起怒火，便会渐渐演变成持续的状态。

长期维持愤怒的后果可以很糟糕。「当愤怒把精力、希望，意志力、甚至认知能力一一消磨殆尽，人们会慢慢进入临牀的抑郁病态。这就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矛盾——容许自己愤怒多久？达到甚么程度？」陈友凯教授提醒：「我们不该说『不能愤怒』，因为不能一概而论，而且愤怒对人类生存本来就有着重要的功能。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了解它的潜在影响，然后自行判断。」

即使不是当下的社会事件，陈友凯教授也一直感到医疗和社福服务追不上年轻人的生活转变和精神健康需要，急需革新。以精神科医生为例，除了现有的医疗系统，他建议把资源往上游推，在当事人出现清晰的病徵前，已经让医生有机会掌握来龙去脉，作出预防。

「精神科医生特别之处，是断症训练深入彻底；但是只有把他们推到最前线，才能发挥真正的截流作用。然而，上游人数太多，单是医生处理不来，也不一定发挥得最好，必须与不同专业紧密合作，包括社工、临牀心理学家，甚至研究人员等，才能减低社会整体最后为精神健康付出的代价。」

不少国家已经开始探索这种新模式，可是每个社会都需要发展自己的一套。「没有现成系统，而是要放一个系统到社区，让各个专业累积经验，慢慢令系统变得成熟和准绳，真正成功筛选和预防。另外，我们也要善用科技来纾缓传统的人力问题，把部分上游工作放到线上处理，最终希望促进人们自救和彼此帮助的能力，方能回应如此大规模的压力事件。」

陈友凯教授说：「未来香港仍有很多环节需要努力，希望能为社区做到更多。」

陈友凯教授（香港大学精神科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