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日报

【巴士的点评】激进政治的相反结局—东欧民主经验

2020-08-01 07:39
  去年香港的政治钟摆,大幅摆向激进一方,但一年过去,如今钟摆回荡,又走向另一方了。

  特区政府刚刚DQ了十二名揽炒派的参选资格。前港督彭定康说︰「这是一次对香港民主的野蛮政治清算」。香港在英国人一百五十五年的管治,没有得到多少民主,就在他们快要撤退之时,才手忙脚乱地为香港引入选举,英国人实在没有资格,去议论香港的民主,香港民主未有健康成长,根源就是殖民统治。

  回头说十二个候选人被DQ的原因,主要是一、鼓动美国制裁香港;二、计划揽炒,打算颠覆政府;三、反对《港区国安法》。若用激进本土派的语言去总结,这些人期望在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香港可以有一个民主的乌托邦。香港的政治激进思潮在最近十多年兴起,部份由外地渗入,部份由本地知识份子鼓吹,但为香港激进政治运动来一个阶段性总结,只有四个字——适得其反。

  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上世纪的革命浪潮中,曾参与推动变革,后来作出反思,他在《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碎片时光: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人们在生活和理想之间的矛盾,有几点甚有意思:第一,知识份子或许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关心所处的社会利益,甚至人类的利益;第二,知识份子对总体现实的不满,往往促成他们去建构乌托邦;第三,知识份子的「知识」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社会的整体发展进程,并非「知识」所能控制,激进政治的结局,往往和知识份子构想的相反。

  香港的激进知识份子设计出揽炒的颠覆计划,想借美国力量推翻中共政权,前奏是去年的暴力街头抗争,具体行动是部署中的立法会「35+」颠覆计划。但正如霍姆斯鲍姆所预言,激进份子的行动激起特区政府和中央的反应,她们不会坐以待毙。阿爷直接为香港订立国安法,特区政府进行大面积的DQ。行动的结局,往往和预想的相反。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对激进政治有很好的总结。他说,激进知识份子想搞革命,如果革命失败,事情就会很明朗,革命家要不出逃外地,要不坐牢,或者牺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会变得更复杂。他从捷克革命家哈维尔和米切尼克的观察,讲述上世纪九十年代东欧民主革命的悖论。东欧革命之后,少数革命家则变成了职业政治家、成为总统(哈维尔就当过捷克总统)。不过,他们很多就像花瓶—样被人崇拜欣赏,但实际上甚么事情也做不了。国家政治除了民主形式的变化,其他一切如常。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后,对革命的理想不再幻想,甚至破灭,成了疯子。

  郑永年总结了东欧民主革命,激进政治虽然带来了民主化,但国家仍然充满着贪婪、腐败、享乐主义。所谓的民主化只是意味着政权主体,从革命前的权力,转型为今天的资本。革命前的共产主义依靠权力来统治,革命后的民主则依靠资本来统治。米切尼克因此说,革命的结果是「我们把人权宪章换成了信用卡。」而信用卡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香港的情况更加诡异,现时发展了一点民主,资本家已经进一步掌权,对公共政策有极大影响。虽然很多乌托邦知识份子吹嘘,如果香港实行全面民主,一切事情都可以解决。恐怕即使他们的幻想实现,香港实施所谓双普选之后,资本家对政治的控制,只会更大,而不是更少。因为资本家最有实力,支持政客玩昂贵的选举游戏。

  人们从不学习,不会从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看出问题的本质。激进政治非常浪漫,但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完全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将问题简单化。如果民主是如此的一种良药,东欧搞了三十年的民主,现时应该产生了大量又繁荣又民主的国家,但实情是很多东欧国家依然腐败,继续落后。

  香港要实行民主,首先不要采取乌托邦的卖国投美方式,不要与国家政权永恒对抗。否则,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和中央斗一、二十年,结果仍然一无所有。

卢永雄

原文刊于《巴士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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