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日报

【专题】戴希立:通识科初心良好 「早现问题,但没处理」

2020-12-07 08:30
被指鼓吹学生上街的通识科,最终迎来大刀阔斧的改革。退休校长戴希立是二十年前推动教改的「三头马车」之一,回首通识科的初心,他不认同科目「第一日已经有问题」,其异化的过程,更像是政府处理问题的缩影,「有原来的想法,但落地的时候散晒;一早已经见到问题,但没有处理。」当年推动教改,有一句话,他一直提醒自己:「在排山倒海的改革之际,会不会连原本的优点都拿走了?」改革需要沟通,昔日教改大小谘询过百场,刻下官民关系疏离,他慨叹沟通桥梁,不知从何搭起。记者 郭增龙

通识科过去一年受尽千夫所指,任内一手推动通识教育的前特首董建华去年亦承认科目彻底失败,是导致年轻人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昔日为董建华教育施政出谋献策的戴希立则不敢苟同,因为在他眼中,年轻人每日流连社交网站,当中吸取的资讯,远比通识科来得多,「我之前见到董先生,也当面说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为通识科辩护,不代表认同通识科无问题,早在科目设立前,他已认为应以「不达标」、「达标」和「达标并表现优异」评分。

教不好《基本法》因政府无支持

回首通识科设立的初心,曾任教育统筹委员会委员的戴希立忆述,当时教统会构思二十一世纪的教育需要,提出培养下一代的公民素养,又提倡「文中有理、理中有文」的教学理念。课程发展议会基于以上理念,建立必修必考的通识科,「创立通识科不是教统会的建议,但我当时也认为是好事,因为要将通识融入传统科目很困难,创立新科目可以更容易将新理念放入去。」

纵然初心良好,但通识科的性质全球少有,实行期间固然会出问题,如考题涉及社会时事的比例过多,令教师花很多课堂时间讨论具争议的时事,「我不反对教,但不应太多,正如历史都不会教太多最近的事件,因为有些事件经过一段时间后,会有不同的看法。」此外,昔日通识科要求学校自订教材,原意是方便学校适时加入新知识,最终造成不同学校的教学质素出现极大差异,「要做好件事,魔鬼在细节,细节是政府的责任,例如现在《基本法》教不好,是因为政府无支持,只是提供指引,也没有监察,学校怎会好好地执行?」

设计乏教导学生处理资讯

「现在回看,通识科的设计缺乏教导学生处理资讯的素养。」戴希立欣赏国际文凭课程(IB)中的建立知识理论课,当中教导基本知识概念及基本分析方法,让学生有思考工具分析事物,「我见到社交媒体很多人的说话是基于直觉,无逻辑思辨过程。」此外,事实查证亦十分重要,「现在通识的批判性思考,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我觉得这样做很危险,因为我们应该教学生基于事实作多角度思维。」

通识科改头换面在即,戴希立担心课程改革犹如钟摆,由一边极端走向另一极端。过去他推行教改,长期处于支持与责骂声中,过程他一直反问自己,在排山倒海的改革之际,会不会连原本的优点都拿走?当时教统局推出的第二份报告,名为「创造空间 追求卓越」,不久后他就收到一份题为「创造空白 追求平庸」的回覆,洋洋洒洒十多页纸,逐点批评教改问题,他一看作者名称,发现对方正是上一轮教改的推手,「会骂你的人不一定是保守或既得利益者,有些当年也是改革家。」

政府与民间愈行愈远

戴希立于是邀约对方见面,解释教改的理念除了与时并进,亦有不少承传过去的思路,最终得到对方认同,「我相信『道不同,相为谋』,只要不动气,不怀疑对方动机,会发现共通点是多于分歧。」

然而,社会撕裂如斯明显,要有倾有讲,谈何容易?在戴希立眼中,政府与民间愈行愈远,是有迹可寻。他忆述教统会当年不过是谘询组织,却在教改的过程担当官民沟通的桥梁。对上,他们不时出席政府会议,了解内部对教育的想法;对下,教统会完成数百场谘询,听尽各方意见,「但不知何时开始,民间就是民间,官方就是官方,现在的校长连教统会主席是谁都不知,更加说不出教统会的作用。」

「不是有道理就可做任何事」

去年理大冲突中,戴希立与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法律学者张达明等人组成游说团,希望缓和警方与学生的冲突。他认同过去一年的反修例事件,教育界要反思,但不一定要将所有责任揽上身,「我觉得有部分学校放弃了讲道理及管理的责任。」他以学生在校门外拉人链的做法为例,撇除宣示政治立场的问题,有学校容许学生在上课钟声响起后坚持拉人链,做法并不理想,「不是有道理、有道德高地就可以做任何事,学校应该坚持原则,如果当时放弃了,现在要持守立场就很困难。」

和而不同是戴希立的信念,近年他向校长老师教授《基本法》,其中一句评语,一直在他心中萦绕,更视之为赞许,「我未必同意你观点,但你说的东西,很多我都未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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