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日報

【巴士的點評】激進政治的相反結局—東歐民主經驗

2020-08-01 07:39
  去年香港的政治鐘擺,大幅擺向激進一方,但一年過去,如今鐘擺回蕩,又走向另一方了。

  特區政府剛剛DQ了十二名攬炒派的參選資格。前港督彭定康說︰「這是一次對香港民主的野蠻政治清算」。香港在英國人一百五十五年的管治,沒有得到多少民主,就在他們快要撤退之時,才手忙腳亂地為香港引入選舉,英國人實在沒有資格,去議論香港的民主,香港民主未有健康成長,根源就是殖民統治。

  回頭說十二個候選人被DQ的原因,主要是一、鼓動美國制裁香港;二、計劃攬炒,打算顛覆政府;三、反對《港區國安法》。若用激進本土派的語言去總結,這些人期望在美國第七艦隊保護之下,香港可以有一個民主的烏托邦。香港的政治激進思潮在最近十多年興起,部份由外地滲入,部份由本地知識份子鼓吹,但為香港激進政治運動來一個階段性總結,只有四個字——適得其反。

  左派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上世紀的革命浪潮中,曾參與推動變革,後來作出反思,他在《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碎片時光:20世紀的文化與社會》)一書中,深刻地分析了當時人們在生活和理想之間的矛盾,有幾點甚有意思:第一,知識份子或許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關心所處的社會利益,甚至人類的利益;第二,知識份子對總體現實的不滿,往往促成他們去建構烏托邦;第三,知識份子的「知識」可以對社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但社會的整體發展進程,並非「知識」所能控制,激進政治的結局,往往和知識份子構想的相反。

  香港的激進知識份子設計出攬炒的顛覆計劃,想借美國力量推翻中共政權,前奏是去年的暴力街頭抗爭,具體行動是部署中的立法會「35+」顛覆計劃。但正如霍姆斯鮑姆所預言,激進份子的行動激起特區政府和中央的反應,她們不會坐以待斃。阿爺直接為香港訂立國安法,特區政府進行大面積的DQ。行動的結局,往往和預想的相反。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教授對激進政治有很好的總結。他說,激進知識份子想搞革命,如果革命失敗,事情就會很明朗,革命家要不出逃外地,要不坐牢,或者犧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會變得更複雜。他從捷克革命家哈維爾和米切尼克的觀察,講述上世紀九十年代東歐民主革命的悖論。東歐革命之後,少數革命家則變成了職業政治家、成為總統(哈維爾就當過捷克總統)。不過,他們很多就像花瓶—樣被人崇拜欣賞,但實際上甚麼事情也做不了。國家政治除了民主形式的變化,其他一切如常。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後,對革命的理想不再幻想,甚至破滅,成了瘋子。

  鄭永年總結了東歐民主革命,激進政治雖然帶來了民主化,但國家仍然充滿着貪婪、腐敗、享樂主義。所謂的民主化只是意味着政權主體,從革命前的權力,轉型為今天的資本。革命前的共產主義依靠權力來統治,革命後的民主則依靠資本來統治。米切尼克因此說,革命的結果是「我們把人權憲章換成了信用卡。」而信用卡仍然掌握在少數人手裏。

  香港的情況更加詭異,現時發展了一點民主,資本家已經進一步掌權,對公共政策有極大影響。雖然很多烏托邦知識份子吹噓,如果香港實行全面民主,一切事情都可以解決。恐怕即使他們的幻想實現,香港實施所謂雙普選之後,資本家對政治的控制,只會更大,而不是更少。因為資本家最有實力,支持政客玩昂貴的選舉遊戲。

  人們從不學習,不會從其他地區的發展經驗,看出問題的本質。激進政治非常浪漫,但在絕大多數的時候,完全解決不了問題,因為他們將問題簡單化。如果民主是如此的一種良藥,東歐搞了三十年的民主,現時應該產生了大量又繁榮又民主的國家,但實情是很多東歐國家依然腐敗,繼續落後。

  香港要實行民主,首先不要採取烏托邦的賣國投美方式,不要與國家政權永恆對抗。否則,結果只會適得其反,和中央鬥一、二十年,結果仍然一無所有。

盧永雄

原文刊於《巴士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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