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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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逃犯條例》修訂觸發的社會運動自六月開始以來,持續了近五個月。雖然修例已經撤回,但運動亦已變質,成為一個持續不斷的街頭暴亂。雖然暴亂的時間拖長,參與人數顯著減少,亂局卻始終未能停止,暴力程度更有升級之勢,而且變得游擊化。在市民上班的日子,都有零星的街頭堵路和衝突,對本地經濟民生造成困擾。從剛公布的數字,可以見到第三季經濟明顯倒退。情況繼續下去,很多中小企業,特別是零售行頭,恐怕捱過聖誕節便要倒閉。

惠帝心慈手軟失江山

究竟如何能夠盡快止暴制亂,剎停亂局呢?有商界人士換腦思考,站在抗爭人士角度去想,政府採取甚麼行動,是他們最擔心的呢?或者從中可以找到一些止暴靈感。

該商界人士說,如果他是抗爭人士,有兩件事情是最不想見到的。第一是怕政府採取一致性的強硬圍堵打擊策略;第二是運動持續走下坡,失去了群眾的支持,與運動「割席」。從敵人害怕的弱點出發,政府面對這個亂局已有很長時間,其實應該開始出清晰的止暴訊號,要激進示威者和支持他們的人士不再對運動有錯誤的幻想,認為會有喘息空間,期望有停停打打,不斷壯大自己的機會。

歷史上,類似內亂曾不止一次出現,不同的處理方法會有不同結果。商界人士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明朝惠帝時的「靖難之變」,另一個是漢朝漢景帝的「七王之亂」。

明初,惠帝朱允炆接替開國皇帝朱元璋之位,其叔父燕王朱棣不服,以「清君側」(指惠帝身邊提出削弱親王的齊泰和黃子澄)名義起兵,稱自己的舉動為「靖難」(平定禍亂)。

劉啟及時糾正策略錯誤

惠帝由於心慈手軟,議而不決,打打停停,任用不知兵的李景隆為統帥,最後被燕王搶走了皇位,明惠帝在混亂中下落不明,成為歷史懸案。

漢朝景帝的例子則是成功平亂。景帝是西漢皇帝,漢朝開國皇帝漢高祖分封兒孫成任諸侯王,由於地方諸侯日漸坐大,對中央政府造成威脅。漢景帝劉啟採納了御史大夫晁錯的削諸侯封地,結果引起實力非常強大的吳王劉濞不滿,又以「清君側」(這次指晁錯)的理由,聯同其他六國親王起兵作亂。初時,景帝也採取懷柔的策略,為了平息作反諸王的怒氣,殺了晁錯,但其後諸王叛亂更甚,大臣因為景帝殺重臣人人自危。

錯行軟弱路綫的景帝,最後認清諸王作亂其實是要奪權,於是策略大變,拉攏了忠於中央的諸侯梁王支持外,配合強硬打擊的做法,派太尉周亞夫、竇嬰等悍將鎮壓,約三個月時間便平定七國之亂。景帝初時雖然犯了錯誤,殺錯了晁錯,但能夠及時看清奪權的事實,分清敵我,快速改變戰略,以強硬手段應對,結果能夠平息叛亂。

在劉啟平亂過程中,一個重要戰略,是全力穩住梁王扼守要塞,把叛軍主力堵死,周亞夫則作出配合,繞到後面全力搗毀敵人的補給,實行釜底抽薪。梁王雖然因此被打得透不過氣,卻把對方拖入了萬劫不復的泥沼。

回看香港的情況,從種種迹象看,反對勢力根本無意要與特區政府講,而且步步進逼,要把資源和權力拿到手上。在這個情況下,特區政府應該如何應對,其實已經清楚不過。

看香港在回歸後的民生和經濟,不可以說沒有發展,只是反對力量不斷在輿論作出攻擊,在社會不同層面滲透,特區政府認為以和為貴,事事忍讓,結果令他們坐大。在過去的五個月,反對陣營不斷地破壞香港的秩序和民生,已令到社會出現大混亂。由於今次事發起源提出反修例,當事態不斷變質後,政府仍然是打打談談,應對的路綫不清晰。既沒有看清對手想全面奪權的戰略意圖,也沒有把抗爭者行事的不合理,對法治、經濟以至民生的危害和影響,直接有效的告知市民大眾。

梁王死守周亞夫包抄

漢景帝能及時從叛亂的危局中脫險,最重要是及時認清了七王不是可以議和的對手。在戰術上成功統合梁王和周亞夫兩條戰綫,先死守頂住對方攻勢,同時包抄徹底瓦解敵人的力量。現時警方總算把暴亂勢頭控制,政府要做就是統領各部門去協力圍堵,弱化他們的支援和補給,這應該是熟悉政務的現屆班子優而為之的工作。

吸取歷史的教訓,當面對敵人時,三心兩意,心慈手軟,結果只會害到自己。商界中人認為,要平亂說易不易,說難不難,關鍵在於能否認清大局,及早出手,貫徹始終。否則應斷不斷,最後只會自受其亂。(特約作者:陳約翰)

全文刊於2019年11月4日《星島日報》「港情周記」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