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鄧小樺,作家,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字花》創刊編輯,文藝復興基金會理事,著有詩集及散文集數本。

  五月一日是勞動節,作為作家,自然想談談文字勞動的狀況。在香港,以文字謀生似乎是很難的事情,一些生態的改變如紙媒收縮、網絡興起,對於文字人的空間影響如何?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之前在筆者主持的港台電視清談節目《文學放得開》中,與作家廖偉棠、藝評人查映嵐、青年學者何建宗談過這個題目,在這裏願與大家分享。

  我懷疑一個愛寫作的人能夠以文字謀生,其實需要某種將興趣與工作分割開來的能力。廖偉棠本是詩人,產量甚豐,平均每兩年就有一本詩集出版,但當他要以寫作養家時,則是甚麼稿都寫,平均一周四篇稿,即約十六篇。我也曾試過,在二〇一三年辭掉全職工作時想以寫作養活自己,發現一個月寫十二篇專欄是不夠的,要提升到十八篇才勉強餬口——但這個產量是會極速榨乾人的,幾乎要把所有生活瑣節和念頭都變成謀生材料,應題寫作之餘,看書吸收的時間也匱乏,Not Sustainable。

  香港雖小,但卻曾是世界上報章數量最多的城巿,這曾養活了大量的專欄作家。想以前的前輩,可能一個月要為三份報章寫每日專欄,也就是一個月可能產出九十篇文,為甚麼可以持續多年?我想除了是前輩們底子厚能夠經得起通俗的消磨,也和紙媒專欄的特性有關。不少作家寫每日專欄,不是逐篇交稿,而是一口氣就一個題目寫幾篇,思考能夠持續,這樣對作者本身還可以有滋養可言,不那麼消耗。而現在,每日專欄是很少的了,於是每篇需要重新啟首,而主要園地乃是網絡,網絡則需要附和熱話,對於文學作者而言,負擔增大,也不易結集出版。

  以前,倪匡曾日寫二萬字,自詡是寫漢字最多的人,劉以鬯的產量則是一日為不同報章寫十三篇小說,每篇一千字計就是一萬三千字,而那時稿費優渥,一千字大約可換三十碗雲吞麵,劉氏辛勤筆耕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就一筆過買入太古城單位。將自己的稿費換算一下,一千字現在只能換到二十來碗雲吞麵,而其他物價尤其樓價的飛漲,致令寫稿成為愈寫愈窮的職業。稿匠的花樣年華,美好的歲月已經過去了。

  全職寫作其實是要把全身心投入,是一項極大冒險。像著名詩人里爾克那樣,在有貴族夫人的支持其生活、住在杜伊諾城堡中的優裕情況下,寫作不朽組詩《杜伊諾哀歌》十年,最後一九二二年在兩周內補完數首,再兩周內寫出組詩《致奧爾弗斯的十四行詩》,寫作期間幾乎是不眠不休不食,將生命燃燒至極盡,讀過這兩首巨作的人均感驚心動魄。一九二三年里爾克入院療養。寫作是一種血肉淋漓的犧牲奉獻,外人往住看不出來,只以為你靜靜寫作好舒適。

  狂飆式的寫作是浪漫的,但未必可持續發展,近代比較著名的其實是村上春樹的「長跑式寫作觀念」,寫長篇小說、職業作家多十分認同:寫長篇需要專注,連專欄都要停下,而村上聲稱必須很規律地規定自己每日寫作的產量——十頁四百字的稿紙,無論寫得順不順,都要在十頁停下。

  短篇看來比長篇易寫,但村上春樹的看法是:「三天也許能寫出一篇短篇小說。不過花了三天寫出一篇短篇小說,因此意識一旦散掉了,要重新調整態勢,再三天寫出下一個短篇小說,這樣的周期,不可能一直反覆下去。如果這樣斷斷續續的作用持續下去的話,可能寫的人身體會撐不下去。」

  寫作除了文字能力、修養和紀律,原來也需要身體的條件,那麼也可延伸至家庭照料、空間問題。文學是一個社會的最重要資產之一,而要滋養這種資產,不能只靠巿場的回報。何建宗是浸大人文及創作系研究助理教授,近月出版了訪談形式的研究《文藝勞動——香港創作人的工作與日常》一書,裏面揭露了文字、電影、音樂、視藝等各行業文藝工作者的日常謀生狀況。書中的文藝工作者都有着極大的機敏與彈性,但這是被長期的資源匱乏所訓練出來的。

  香港既稱重視創意產業,但到底政府有沒有在實際對民間生長的事物進行扶助?比如工廠大廈,業已發展成文藝生態的重要空間,表演藝術的排練室、視藝家的工作室、文藝行政的辦公室等等,其實作家也需要工作室,才能安放書籍、靜心寫作啊。比如香港文學館,也是呼籲了好多年而需要有一個實體空間啊。如果社會希望中止撕裂、邁向和解,那就首先尊重並關懷民間自發的創意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