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文化設施利用數碼技術和社交網絡,為市民提供更方便的欣賞和學習機會,好處多於壞處似乎是不爭事實,在某些情況下,科技是永續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手段。

  本欄上期提及的調查報告《藝術與文化遺產數碼化──文化新時代》,花了頗大篇幅研究科技對文化遺址維護和傳承的角色。文化遺址與其他藝術文化設施一樣,可以利用數碼科技提供數據庫,供市民免費查閱、加強現場參觀的趣味性,更重要的是基於保存狀況或地理環境的限制,很多文化遺址根本難以容許觀眾進入參觀,像報告特別提出的敦煌石窟就是很好的例子。

  香港城市大學互動視覺及體現應用研究室有份參與的《人間淨土──走進敦煌莫高窟》項目,在2013年的香港書展中展出,以虛擬實境將莫高窟內的壁畫製成立體動畫。項目負責人邵志飛教授表示,以敦煌部分石窟的保存狀態,就算觀眾能進入,窟內的塵埃、光線和保護玻璃的影響下,觀眾也難看得清楚壁畫,數碼化景象把石窟的景象帶到觀眾眼前,讓觀眾親身感受,在這層面上,科技不僅提供方便或是提高趣味,而是傳承文化的重要方法。

  報告指出,許多國家的文化設施未能全面推動數碼化,主要原因之一是資源不足,工作人員的培訓就是其中一環,包括參與文化遺址維護和推廣工作的學者和教授。例如非洲就有一個組織專門負責為學者提供各類培訓。此外,美國和英國的文化藝術設施雖然在數碼化的發展各方面都比較領先,不過發展中國家像中國和印尼表現也相當不錯,兩國在資料數碼化的工作比起很多歐洲國家的得分還高,而接受訪問的中國人中,超過百分之六十四表示會利用數碼工具推廣、記錄本國文化,是調查二十二個國家中最高,可是在「供求」方面似乎出現失衡。在文化遺址的數碼化工作中,中國只屬於「萌芽」階段,這也許是中國的古迹數目的確太多,並非每一個都屬於國家重點發展對象,特別是相對於「重中之重」的一級設施,如北京故宮博物院。

  北京故宮博物院早在2003年提出「數字故宮」項目開始,除了逐步將超過一百萬件的藏品數碼化和加強網站和手機程式功能外,更在2015年年底在故宮內設立了一個數字博物館,一方面讓觀眾利用數碼技術多角度、近距離觀看文物,一方面打破了故宮多年來許多地方不開放的禁忌。故宮與一般博物館不同之處在於建築物本身就是文物,保護藏品和建築同樣重要,故此許多地方的確不能開放參觀,許多藏品也無法一一展示,以致多年來引起故宮「有宮無藏品」的爭論。筆者尚未有機會參觀數字博物館,不過根據資料介紹,平常無法進入的三希堂也已經數碼化。三希堂是乾隆皇帝的書房,他在裏面閱覽了無數中國書畫的至寶,但是三希堂只有八平米,比很多香港一般房間還要小!要進去參觀而不影響環境幾乎不可能,所以一直以來大家只能隔着玻璃窗看,當然不過癮。在數字博物館內觀眾可以通過養心殿,再「走入」三希堂內,細看各種文物藝術品。

  不過,正如部分參與調查報告研討會的藝術工作者表示,文物特別是古老建築物,總有它不可替代的一種氛圍,是可意會,不能言傳,更不能以數碼化科技重組,如踏進圖書館的一陣書香。究竟過分精準的數碼景象是否正確地傳遞歷史、讓人更能感受歷史?過分依賴人工智能將資料配對主動推給觀眾是否把自己尋找資料、發掘未知之寶藏的樂趣拿走?面對大數據年代,藝術工作者如何裝備自己?這些不僅是藝術文化設施需要考慮的問題,政府文化政策和資源分配必須配合,才可以與大眾一起邁進文化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