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小樺,作家,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字花》創刊編輯,文藝復興基金會理事,著有詩集及散文集數本。)

  在韓國是話題電影的《82年生的金智英》(下稱《金》),改編自趙南柱所寫的同名話題小說,二〇一六年出版後暢銷逾一百二十萬本,二〇一八年出版中文版。性別議題在網絡時代是尖銳交鋒處,當知名韓國女藝人提及她們在讀這本書時,還在網上受到抨擊洗版;其實電影拍得平淡柔和,但飾演女主角金智英的演員鄭裕美還曾收到過威脅信。電影試映場時,中段四周開始不斷發出鼻酸聲,我想除了韓國影視素來的催淚效果之外,也真正擊中了許多婦女生活的真實痛處。

  原著作者趙南柱本身亦是家庭主婦,是韓國教養類專欄作者,她稱:「因為身為女性而受到的各種限制與差別待遇,導致沒有辦法獲得付出後應有的成就,甚至認為那是因為自己無能而深感自責的女性,希望她們在閱讀完這本書以後,可以獲得一些安慰。」此話開出了觀看電影的兩個向度,而電影拍來應該是比小說柔和的了。

  從外在社會結構的角度看,《金》揭示了韓國女性生存的困難。這可以從一個現代女性的關鍵兩難說起,就是家庭與工作的兩難。傳統上女性被認為是從屬於家庭,天職為相夫教子,一旦在這方面達不到親人與社會的「期望」,便會受到責難。片中由孔劉飾演的金智英丈夫,其實是典型的新時代暖男,但一旦他想分擔妻子的工作,小如洗碗,大如請育嬰假讓妻子出去工作,都會讓家人及四周的同事吃驚,而這又變成金智英的問題,似乎是她失職了,才會讓丈夫做她所做的事。明明是同樣的工作,兩性卻面對不同的期望?清晰地存在不平等。在此社會結構與性別刻板定型的影響分外明顯,良善而進步的個人要取得突破,是存在相當困難的。

  片中開始時,一群媽媽在照顧兒女的間隙中閒談,每人談到自己讀大學時的科目都欷歔地笑了,以前在大學讀工程,對數學存在天然的興趣,現在只能把才能發揮在教孩子背乘數表之上。在家庭聚會裏,生性傳統的父親本來堅持女兒最終的歸宿就是家庭,應該盡快嫁人,金智英卻得到了大韓集團的工作,激動到喜極而泣。工作,本是發揮與證明自身能力,盡其天性的可能,也是女性走向獨立自主的一條出路。

  但同樣因為假設女性最終要相夫教子,她們在職場需要面對潛規則:大家都假設她們生孩子之後工作能力會下降,最後不會長期留在公司,所以她們得到的升遷機會較少,薪金也比男性低一截。電影的態度不是強硬地申訴女性的能力之高,相反卻是描述女性面對壓縮自我來照顧家庭時的壓力之巨大,金智英已瀕臨崩潰邊緣,同樣是由社會結構所造成的問題,代表着一般平凡韓國女性的金智英(這是韓國最普遍的女性名字),不能驟然反抗成功。

  同時電影的內在角度也很豐富,金智英因為耗盡心力去面對所謂社會期望,無法成全自己的天性,其壓抑造成了憂鬱症,與精神分裂。電影在處理這方面的手法有借鑑於鬼片類型的手法,造成懸疑性。金智英在那些家庭責任無盡地壓下來的時候,會「說出不像她自己的話」,幾乎類似於「鬼上身」,丈夫和母親幾乎嚇死。

  然而敘事一路揭示下來,這個「鬼上身」般的精神分裂病徵,原來是最集中地顯示女性的共同苦難與命運的手法。金智英曾明確說出的,包括因為產後憂鬱症而自殺的學長車勝妍,對丈夫作出一些高姿態的抨擊,教他如何照顧妻子感受。另外電影高潮部分是,金母已發現女兒有病,前來安慰照顧,金智英則口吐祖母的話語,說出母親小時如何為了照顧家庭而做苦工之委屈。對男性是抨擊,對女性則是「我知道你受的苦」之安慰,這些受苦的死者,通過精神分裂的金智英之口,得到了申冤、連結的可能。這就是女性的同命感,大概就是觀眾們看到淚漣漣的原因。

  而在這樣辛酸而至辛辣的表現之後,電影還是讓金智英去接受精神科治療,並讓醫師說「你願意說出來就已經很好了」,算是個軟着陸,足見電影立足點是巧妙而柔和、很「常識」並政治正確的。最尖銳的對抗是在「媽蟲」一場,「你認識我嗎?憑甚麼這樣說我?」那段說詞全面還擊一些污名化、負面標籤與網絡欺凌,建議姐妹們背了傍身。對外尖銳,而對內在糾結包容並持實際觀點,也是許多老派女性主義者的常見態度。

  電影的強烈真實感在於其日常化處理,平淡柔和中敘事細膩,片中許多閒聊場面拍得極有真實感,如三姐妹聊天後打翻茶杯等,明顯是超越劇本的,無怪乎有說電影的記者招待會上鄭裕美和孔劉表現感情極好,我想劇組團隊有着頗緊密的關係。這麼正常到位、細緻又小心的電影,竟然還引起這麼大的爭議,可見人類社會的性別意識可能在倒退中,是一場永不停歇的戰爭,或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