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解局]講真話的鄉村女教師:基層形式主義何時休? 

近日,湖南永順縣鄉村語文教師李田田在自媒體上推送文章《一群正被毀掉的鄉村孩子》,質疑學校頻繁迎檢、教師忙於“扶貧”、耽誤課程等形式主義現象。

因為文章引發了相當關注,當地教體局深夜約見,讓李老師備受壓力;而目前,在媒體深度跟進、州委領導親自介入後,李田田的實話受到了印證,“驚嚇”也得以解除。

雖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但它所反映出的基層現實倒也格外“真實”。



李田田老師微信朋友圈截圖(圖源:上遊新聞)

“忍”術

李老師文中有不少心痛無奈之語:

“開學以來,學校幾乎每周都有檢查,隔兩天,我們就要帶學生大掃除。停課掃地是常有的事,我的語文課已停滯不前。

老師得走訪扶貧,我身上就有五戶貧困戶,得時常與他們聯系。這不,本周末老師們又要下隊走訪,算老百姓收入,搜集整理信息,填寫各種資料。有幾次,檢查應急,我們老師不得不停課去政府加班,讓教室空堂,我們把那400多個學生置於何地?把教育置於何地?”

唏噓之餘,島叔發現這篇文章所揭示的種種,在各個貧困地區實在是再普遍不過。

客觀上講,農村中小學曆來是形式主義的重災區,這不僅是因為學校管理本身就陷入了形式主義的魔咒,還因為教育系統作為各農村地區最龐大的事業單位群體,需要深度介入當地的中心工作,自然容易受到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影響。

比如李老師文章中寫到的脫貧工作,這些年來,脫貧攻堅成了貧困地區“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而具體到教育系統呢,它本身就面臨著與其業務相關的政治壓力,如控輟保學等工作直接關系到脫貧驗收,各學校都得花大精力監控留守兒童、貧困家庭兒童等重點群體。

再加上,在一些深度貧困地區,由於貧困人口眾多,扶貧任務大,凡是公職人員都有幫扶任務。像李田田這樣工作才幾年的年輕老師,也有5個對口幫扶對象。

在這種情況下,業務單位聚焦主業,其實是不容易做到的。

像島叔調研過的一些貧困村里,扶貧工作隊有公檢法的,有醫院的,有學校的。這些單位本身業務就比較繁忙,還要承擔繁重的脫貧攻堅任務,要說對本職工作沒有影響,怕是自欺欺人了。

李田田老師說,她的學校最近幾年都是忙於迎檢、做材料、入戶,乃至於影響了教學進度,可謂一點都不誇張。



當事女教師李田田(圖源:上遊新聞)

隻不過,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工作具有較強的政治性,從黨性、責任和擔當的角度看,各單位和黨員干部配合中心工作,是不能討價還價的。

島叔在和扶貧干部交流過程中,發現大部分扶貧干部首先都對脫貧攻堅工作有較強的認同,認為參與其中,的確是黨員干部應盡的責任。

再者,他們也覺得這是“分內之事”,即便另有專業職責,但扶貧也算是“臨時分派”或組織交辦的“其他事項”,這在業務工作上也是說得過去的。

再次,基層的朋友雖對扶貧工作的形式主義深有體悟、多少都有怨言,但理性分析,覺得這也難免;況且隻要脫貧摘帽後,事情就完了,也就“忍”了,所以說,扶貧干部一般是不會公開抱怨甚至反抗的。

按照李老師在文中所言,她算是“忍”了很長時間,私下應該是表達過不少意見的,以至於還有同事勸解和開導她要有“政治覺悟”。

但不管怎樣,她的這篇文章終歸算是“意外”——也許是她入職時間不長,平常又喜歡自己寫點東西,對有些事情不吐不快。

但對於大多數扶貧干部而言,他們卻早已習慣扶貧工作中現有的“工作倫理”。



李田田老師微信朋友圈截圖(圖源:上遊新聞)

由來

本質上講,扶貧干部們的“焦灼”現狀,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機製有關。而如何保證集中力量辦大事?主要依靠黨政統合機製。

一直以來,扶貧工作作為一項“業務”,是扶貧辦和鄉村干部的工作,和其他干部是關系不大的;然而,一旦把脫貧視作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指標,且賦予時間壓力(即在有限時間內完成任務),扶貧工作就會從眾多的“業務”中獨立出來,成為遠超其他業務的“重點工作”。

在特定的地區和特定的時間節點,“重點工作”還會進一步提升,成為“一把手工程”,再進階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李老師文章里說,開學以來每個星期都要迎接檢查(區檢、縣檢、州檢、省檢、國檢),還要頻繁入戶做材料,出了錯還要追責——這應該是當地的脫貧攻堅工作到了最關鍵的時刻,要接受第三方評估和摘帽檢查。

鑒於脫貧摘帽的重要性,各地基本上都是抱著不能出一點錯的心態在做準備工作的。而在“非常態”工作壓力之下,形式主義也由此產生:反複檢查,反複查找漏洞,反複動員,反複加壓,總之是要盡最大限度保證“萬無一失”。

問題在於,“百密一疏”總是在所難免,隻要認真,總能挑到“漏洞”。島叔就觀察過不少貧困地區的迎檢工作,基礎工作不可謂不紮實,檢查準備也不可謂不認真,但極少有不出紕漏的。

如果碰到一位理性一點的上級領導,還能夠得到理解;但要是碰到“不講情面”的領導,就會本能地懷疑下級工作不紮實,進而要求整改。

在李田田老師的事情上,島叔是支持這位年輕教師的;而對於當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的行為,卻也不無同情性的理解。

從縣領導的角度上說,全縣干部、群眾辛辛苦苦脫貧攻堅了好幾年,好不容易到了要成功的時候,若突然因為一篇反映形式主義的文章而被否定了成績,怕是有點冤枉。

對於當地教體局來說,就更承擔不起這種責任了。合理推論,局里領導肯定是接到了縣相關領導的指示,需要妥善處理李老師反映的問題。但誰都明白,且不論李老師反映的問題多半是事實,即便和事實有出入,也談不上是什麼錯誤。

要正兒八經采用製度手段去處理,還真不好弄。於是教體局采用了一個“非正式”的治理策略,讓其親戚去做工作,並以關心的名義溝通。

隻不過這種柔性方法操作得並不成熟——要求李田田連夜冒雨進城,還找到其宿舍要求其簽字,傳遞的怕是相反的意思。

這麼說來,這個事情倒也很難說該由誰來承擔責任。脫貧攻堅中的形式主義問題,有其深刻的製度根源;隻要是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隱藏著諸多的政治信息,不能用簡單的行政理性去理解。



貧困戶核實確認貧困信息

形式

為了完成中心工作,地方黨委政府會集中調配資源,領導注意力也多集中於此,工作要求和考核權重都會迅速提高,而由此而生的形式主義,通常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重點工作的容錯空間小,基層必須采取措施“避責”,把工作做紮實更是最好的“避責”。但在實踐中,怎麼樣才算是“工作紮實”,就很難講了。

有些地方工作確實很紮實,但不一定對得上上級的指標體系;更要命的是,“意外”又總是難免。

“避責”的關鍵慢慢就變成了,一旦有“意外”事故,或上級“意外”發現紕漏後,馬上采取措施合理解釋——最好的辦法是,什麼事都“留痕”,讓上級有據可查。

李田田老師反映形式主義問題後,有關領導拿一個縣里出示的解釋文本讓其簽字,就是出於“避責”和“自保”的考慮,萬不得已的時候對上級和公眾有個交代:你看看,連李老師都承認了,她說的有點片面。

二是重點工作的“重要性”,上級往往隻能通過提高要求和領導重視來體現。

平心而論,在一般貧困地區,在如此之大的扶貧資源投入下,按期脫貧怕是問題不大。然而,要把脫貧的成績真正體現出來,怎麼弄呢?隻能用標準數字、文字、圖片、實地“盆景”來展示。

基層不斷做形式主義工作,一方面是要把實事呈現出來,另一方面,至少表明一種態度。否則,“連形式都不做,怎麼能說是重視”?

長此以往,上級和基層就陷入了一個極其吊詭的境地:領導越是重視,越是下基層調研、檢查,基層就得做越多的形式主義工作來回應上級。



一張有關脫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的照片

近年來,為了解決基層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問題,很多事無巨細的措施也都一一落地,但從基層的反映看,效果尚不明顯。

比如“四不兩直”調研(島注:不發通知、不打招呼、不聽彙報、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層、直插現場),雖然減少了一些迎來送往的工作,但某種意義上,基層更是緊張了——得做更多的形式主義工作以備檢查。

說白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本身就是科層組織的產物,在封閉體系內很難根除。尤其是在治理現代化還未達到一定階段的情況下,單純在體製內去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最可能致使的結果不是二者的減少,而是其更多的“繁衍”生機。

那出路何來?島叔覺得,解決這一問題,根本上還是要取道於民主集中製和群眾路線。毛主席就說過: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

李田田老師說了真話,根據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領導認真接受批評,加以改進就是了;如果有不同意見,那也隻能用討論、說服的方法,不能壓服。

所幸,針對本次事件,湘西州州委書記葉紅專已經表態,湘西州將整頓一切形式主義的檢查,教師有什麼好的建議,支持公開發表,並及時予以調查解決;今天,由永順縣紀委監委牽頭的調查組也正式成立,對發現的問題及時整改並嚴肅處理。

當然了,李老師反應的問題,也不是永順縣一地存在的問題;州委領導為她說話,其實也是為永順縣和其他地區的相似困境解套——將來還是少搞形式主義吧。



永順縣人民政府相關通報



李田田最新微信朋友圈截圖

來源:俠客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