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聯邦操守專員迪安(Mario Dion)周三發表報告指,總理杜魯多違反《利益衝突法》,在去年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試圖影響時任聯邦司法部長王州迪(Jody Wilson-Raybould)在魁省建築巨頭SNC-Lavalin事件中的決定。這已是杜魯多上任後,第二次被裁定違反相關法例,顯示他當了近4年的總理,在實際使用權力時,防範利益衝突的警覺性依然薄弱。

杜魯多於2017年初被揭發,在2016年聖誕期間,與家人乘坐政府專用噴射機到巴哈馬首都拿騷(Nassau),再轉乘富豪阿迦汗四世(Aga Khan)的私人直升機,到阿迦汗位於加勒比海的私人島嶼貝爾島(Bell Island)度假,涉違《利益衝突法》,操守專員杜姍(Mary Dawson)遂展開調查。這是利益衝突及操守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Ethics Commissioner)自2007年成立以來,首次調查在位總理。道姍於同年12月公布調查結果,裁定杜魯多違反《利益衝突法》。這是杜魯多第一次、也是加國史上首次在任總理被裁定違反該法例。

法治不能只停留在腦袋

其實在杜魯多上任初期,他自己為自由黨政府制訂了《公開負責政府規定》(Open and Accountable Government),其中清楚要求包括總理在內的公職人員,須恪守《利益衝突法》,甚至在規定中明言公職人員乘坐非商用或私人飛機出遊,須先獲操守規範專員批准。

這顯示杜魯多不但知道法律要求,甚至有意願加強相關標準,所以他的問題不在於沒有法治意識,而是這意識似乎只停留在頭腦上,在實際運用權力時卻未有充分發揮作用。

正如本報刊於2017年12月21日的評論《執政兩年小杜須加強防利益衝突意識》所指,操守專員報告反映杜魯多防利衝的警覺性不高,與他在公眾面前所聲稱,政治人物須以誠信服人的形象有明顯落差。「杜魯多須明白,廉潔政府不只是政治形象,有沒有涉及利益衝突以及力求避嫌,絕非一個自我說服的問題。對於公職人物而言,利益衝突的重點先在於法治,然後是公眾利益」。

然而,事隔不到兩年,杜魯多再次被操守專員裁定違反《利益衝突法》。雖然所涉事件的範疇不同,但程度更為嚴重,涉及以政治干預司法,反映杜魯多在行使職權時,防範利衝的警覺性依然薄弱。

豈能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總理防利衝意識淺薄,國民不宜掉以輕心,特別是杜魯多今次以保障國家經濟這「公眾利益」為由,拒絕道歉。操守專員迪安已在報告中對此予以反駁,指杜魯多違反了加拿大《利益衝突法》第九條,禁止任何負責決策的政府高層官員,試圖通過不恰當的手段影響他人決定,以便不適當地為另一方爭取私利,指杜魯多的干預,只是保護公司的私人利益。

加拿大社會廉潔的基礎,在於以公眾利益為大前提的法治標準。政府高層的不當行為被暴露在陽光之下,顯示法治系統發揮了保護公眾利益效用,但在法治社會,這只是保護公眾利益的最後防線,當權者更要展現高度的法治意識和警覺性,讓國民毋須常常擔心有人在幕後耍手段,令公眾利益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