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日報報道)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引起連番爭議,民建聯創黨主席兼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認為,撤回或押後修例均不是可行方法,而由於反對修例人士不信任內地的司法制度,直言目前沒有方法可安撫民意,相信只有待條例通過後,事實證明香港的自由法治沒有受到影響,才可釋除公眾疑慮,或有機會扭轉公眾對特區政府或特首林鄭月娥的看法。他又指,泛民和反對修例人士阻撓草案通過的手段較以往多和厲害,對條例能否在指定時間前通過不敢抱太大信心。

  曾鈺成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林鄭月娥政府在大批市民上街後,仍然如常恢復條例草案二讀辯論並非過於執着或漠視民意,而是政府須考慮其決定對各方的影響,「起碼有一部分議員、社會有一部分人支持修例,如果林鄭月娥在遊行後立即宣布撤回(修例),亦會引起本身支持她的人士反彈」。他又指,押後修例並不可行,以二〇一二年的反國教事件為例,當時政府暫緩推行國民教育,表明並非永遠擱置,但事隔七年仍無法重推國民教育,「推遲就無咗㗎啦,點可能再攞返出嚟。」

  反修訂《逃犯條例》群情洶湧,曾鈺成稱,反對修例人士主要不信任內地司法制度,不相信逃犯移交至內地後會有公平審訊,亦認為無論以政策聲明列明人權保障,或將保障寫入法例,特區政府都不能拒絕由中央提出的移交請求,另外泛民議員早已表明「無得傾」,必須撤回修例,「去到這地步,再怎樣修改條例草案都解決不了問題」。他續說,上星期有泛民人士向他提出「港人港審」等數項建議,希望他向政府反映,但他質疑,若政府接納建議,泛民是否會接受修例,又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批出百多項有關修例的修正案,「作個非常不實際的假設,若通過所有修正案,(泛民議員)是否便會收貨?」

  他直言,現時除撤回修例外,沒有其他方法可安撫民意,建制派唯一的方法就是爭取通過修例,讓市民看到修例後政府不會違反國際原則的移交,香港的自由法治不會受到影響,相信這是唯一可釋除市民憂慮的方法。他強調,修例後當局無法隱瞞所有移交個案的細節,尤其是大家必定「金睛火眼」關注第一宗個案,留意是否符合所有移交條件。若修例通過政府立即移交一些不應被移交的人士回內地,很難避免有人繼續反對,相反地,若修例後市民只看見有觸犯嚴重罪行的逃犯被移交,相信公眾對特區政府或林鄭月娥的看法會扭轉。

  梁君彥為修例討論劃線,預計將於下周四表決條例草案,曾鈺成表示,立法會主席不可能不讓議員討論修正案,加上從泛民在今次法案委員會爭議中的做法,以及反對人士的行動可見,阻撓草案通過的手段比以往多和厲害,或有人猜測會否出現如太陽花學運般佔領立法會的情況,相信立法會可以阻止這情況發生,但不敢百分百肯定,「係咪咁穩陣可以話幾時之前通過,我唔敢有咁大信心」。

  至於如何評估修例對建制派選情的影響,曾鈺成說,雖然二〇〇三年七一遊行後,民建聯在區議會選舉中大敗,但認為主因是由於當時任主席的他,在七一遊行後日日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辯護,其表現令市民對民建聯反感,而在二〇一二年,即使反國教運動「撞正」立法會選舉,建制派的成績是歷年來最好,因此認為選舉受複雜因素影響,不能一概而論。

  對於今次《逃犯條例》修訂惹來各方質疑,曾鈺成認為,林鄭月娥政府班底多為公務員出身,缺乏政治歷練、政治敏感度不足,事前無向商界及外國領事「打招呼」,低估市民和國際社會的反應;但他不認為政府刻意漠視民意,而是認為公眾沒有理由反對修例,因按邏輯犯了事的人沒有理由可在香港逍遙法外。他認為林鄭一向最執着的其實就是法治。

  曾鈺成指,現屆政府官員以公務員出身為主,不止熟悉規章制度,依章辦事的意識亦很強,很多時候從技術及程序角度出發,只要認為是合乎邏輯以及應做的事便會推行,但公務員出身的官員往往缺乏較為豐富的政治歷練。他說,基於〇三年《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經驗,林鄭月娥多次表明在處理二十三條立法前,必須創造有利社會氛圍,但在今次修例上,政府低估了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的反應,明顯沒有就修例創造有利氛圍。他提到,過往政府在推行獲國際社會關注的重大措施前,一般會與駐港外國領事「打招呼」,今次修例則待歐盟發出外交照會才會見領事,事前亦沒有與商界商討修例,反映政府純粹從技術角度看待問題,未有考慮整個政治層面。

  他認為,公務員出身的官員弱點在於政治敏感度不足,政府不一定是刻意漠視民意、拒絕諮詢,而是他們認為公眾沒有理由反對修例,因按邏輯犯了事的人沒有理由可在香港逍遙法外,而與其說林鄭月娥執着修例,從她過去的表現,她最執着的是維護香港法治,每逢有人公開抨擊法官,無論抨擊人士來自建制、泛民也好,林鄭月娥必定會反駁有關說法,維護司法獨立。

  周日民陣反《逃犯條例》修例遊行人數創近年新高,曾鈺成坦言,內地與香港的法治制度仍有很大距離,市民對內地司法制度缺乏信心是事實,希望中聯辦及中央政府「諗一諗」為何有大量市民上街反對修例,冀修例可促使內地加快完善法治。

  曾鈺成表示,大家都明白為何修例會引起大批市民恐懼,因他們對內地司法制度缺乏信心,「希望無論中聯辦或中央政府諗一諗,點解會動員到咁多市民出嚟反對(修例)」,認為如果修例爭議可促進內地法治進步,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他指,有學者、法律界及司法界人士,過去十多年親眼看到內地司法制度有很大進步,但不能漠視內地的司法制度,與香港的司法制度仍有很大距離,希望修例可促使中國加快完善法治。

  曾鈺成回顧回歸後的二十二年,認為中央最放心及放手的時期在回歸後數年,當時中央表明不會干預香港事務,中央態度在〇三年七一遊行後明顯改變,直至一四年佔中後,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及底線等,與回歸初期相比,可見中央加緊控制,造成香港民意反彈,雙方都認為一國兩制變形走樣,造成惡性循環。被問到《逃犯條例》修訂風波會否令中央加強對港管治,曾鈺成認為,中央希望盡可能不干預香港事務,如果「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運行得愈有效,令中央更有信心,中央便會放手,相反若中央認為香港未能有效管治,若不出手香港會亂的話,中央無法不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