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鄧小樺,作家,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文學網站《虛詞》、紙刊《無形》總編輯,《字花》創刊編輯,文藝復興基金會理事,著有詩集及散文集數本。)

  月前參與了1a Space的座談《聽話?!憤世嫉俗》,與何秀萍、C&G Apartment的Clara Cheung一起談,座上還有依舊憤怒的楊秀卓和馮美華等。為了準備發言,回想了一下自己「憤世嫉俗」的歷史與想法變遷。

  其實自覺不算適合被歸類為「憤世嫉俗」,討論中發現,這個詞原來最引起在座者印象的是「憤」,即一種對看不順眼之事由心而發的憤怒——我想構成這種憤怒的除了想法,還有經歷。「世俗」乃是一種運行已久的大眾邏輯,彷彿不言自明,然而卻存在着明顯而劇烈的不公平。如果你曾體驗過這種不公,憤怒自然產生,蘊積在心底,如同風濕,遇時即現。

  但我在成長過程中,卻是一個自由生長的邊緣小薯,偶然被推上一些領袖的位置,記憶中仍是快樂的多,若有所謂「憤世嫉俗」,大概是上大學後獲得比較完善的品味教育之後開始。於是我對於「憤世嫉俗」的着重點在「俗」字,它常常有明確的標準與對象——但凡如此,和生就一種憤怒之氣的人相比,大概就遠了。

  作為品味,有所謂「俗不可耐」,在我而言大概是一種純講經濟利益,又或對於高位、權威、名牌趨之若鶩的行為與心態,難免挾帶着愚昧,無法與之同桌吃飯。法國作家弗雷德里克.魯維洛克有一本《偽雅史》(《Snobbism》),整篇分析法國社會上的「偽雅」行為,講得再尖酸都有。而既有俗不可耐,也就有「雅不可耐」,這個可能比較少人講。我記得讀余光中名篇《吐露港上》,那篇散文其實寫得精巧無比,也充滿學者散文翱翔其上的高超氣質。只是其中有一段,寫到余氏坐在窗前,見到「秋天的夜裏,八仙嶺的山火野燒,艷媚了港上所有的窗子。有時火勢燎過半座山,有時幾條火舌爭吐紅燄,可以維持幾小時的壯烈夜景,連海面也灼灼動容」。我不禁覺得,見山火猶當一幅畫那樣來欣賞,而不思及生命及自然損失,實在有點難頂,大概就是「雅不可耐」。

  我是唸文學的。在這個範疇,古代、傳統、經典、名人名作自然擁有不可推翻的地位——也部分代表着既得利益吧。於是防止腐敗,會是個重要的原則。讀書時我會常常傾向尋找那些令人釋放的權威(現代主義者以降這類作家很多),而也重視當代與本土、庶民與平等。香港作家像劉以鬯、也斯等等,很多都是兼通中外而創作保持親切、平等與淳樸,以趣味吸引而非以權威壓人。而我見過前輩崑南行事,他就是要做群體最老而最沒規矩的人,即「令人釋放的權威」,經典現代主義者態度。

  品味乃是一種割離。因為品味不同而無法同桌吃飯,話不投機半句多。而在更深的層次,就是「不與人同」——某種內在邏輯會導致文學人難以與人同步。文學立足於個人,作家往往特立獨行,乃有一己的思考、情緒、身體狀況、感觸、原則等等,建成一道藩籬將作者與其他人分隔開來。在奉行自由主義的香港文化圈,我常常見到這種狀況。即是我自己,也常常如此,總是超前或落後,只知身前目標,不知道身邊身後有誰,有時別人傳遞情感的訊息,當下我總是呆呆的,過後才明白,原來是這個意思,原來該如此應對。

  之前因為要寫文章,翻看黃碧雲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門及歸來後所寫的文章,心有戚戚焉。黃碧雲是在集體中要尋找個人的獨特角度,包括在混亂的境況中尋找歷史分析的視野,也在憤怒悲傷時退卻到個人私己的殼中,參與遊行時批判主辦者的政客味,寄望群眾可以在反思中成為獨特的個人。我在其中感到一種作家普遍的態度,也明白了為何所有文學朋友都很難在遊行中隨人呼喊。

  我不時被認為是憤怒的,其實我只是傾向尖銳。一旦進行觀照,就會讓人平靜,我就是一旦照鏡就會止住不哭的人。大部分直接行動的場面,我都冷靜到不合情理。我參與社運的少年日子,香港算是大致平靜,那時要向人解說社會運動的憤怒,比較困難,我常常說得聲嘶力竭。而後來社會的憤怒情緒大大增強,我卻變成了一個相對冷靜抽離的人,常常以思考分析來澆熄憤怒。原來我一直處於一種需要向他人解釋說明的狀況,無法被人明白,無法與大多數人同步。我將之當成文學的命運之一部分來接受。

  而我還是依然喜歡憤怒的溫度。我喜歡憤怒如同燃料的性質,它可以推動事物向前,它可以是積極而具生產性的,我並且始終相信,我們可以在憤怒中思考。像我寫完這個句子之後,在清冷的夜裏突然渾身發熱,我相信這種身體反應,可以提升我到更好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