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作者是博士學人,王惠玲從事歷史研究,高君慧的興趣是經濟學,本書為連鎖式快餐店大家樂立傳,可以被用作企業教材,同時亦是不可多得的香港民族誌。

  民族誌是一種採訪和研究的寫作方法,有點像新聞專題,不過,這個專題覆蓋的範圍可大了,不止是一個人、一件事、一個現象。民族誌通常描述一個社群的文化、一個部落的興盛,原本是人類學家的拿手好戲,經典著作有如歷險記,是一種很好的「精神食糧」。本書有很多精采故事,先說已故「電影教父」鄒文懷與大家樂的往事。

  鄒文懷創辦的嘉禾影業公司,繼李小龍之後,再度捧紅賣座保證的許氏兄弟(許冠文、許冠傑、許冠英)。1978年7月,《賣身契》打破香港票房紀錄,同時令佐敦道人流創下高峰。不可不說的是,大家樂同時獨具慧眼,當嘉禾戲院在佐敦道23號落成後,大家樂第二年就租下與戲院相隔一條街的白加士街75號開設分店,「每日兩點半、五點半、七點半、九點半,這些入戲院時間」,戲迷會早十五分鐘排隊來買雞髀,員工對《賣身契》印象特別深,事關此戲開畫後,日日「爆棚」,源源不絕的顧客教分店上下員工做到天昏地暗!

  大家樂於1968年創辦,繼而成功擴展,除了團隊齊心努力和經營眼光之外,香港社會經濟的變遷,才是把一家普通餐室變為大型連鎖飲食集團的最大因素。小時候,我去佐敦道碼頭坐長途巴士往新界拜年,香港還是「人浮於事」的貧窮社會。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忽然人人有工做,政府更不遺餘力發展新市鎮,引領香港朝「人人有屋住」方向邁步前進。在這氣氛下,市民一天比一天捨得消費娛樂,佐敦道因而旺起來。每逢農曆新年,大家樂更由朝早七時開到凌晨,因為要方便逛完花市還要睇子夜場的開心市民。那些年,嘉禾高層連同大老闆鄒文懷巡視過戲院業務後,都會到大家樂歇歇腳,一嘗熱賣的炸雞髀。看,這就是「大家快快樂樂」的七十年代香港。

  大家樂在每一個地點開設分店,都有說不完的故事。讓我們回到1983年,重溫該餐店怎樣跟國際風雲大事連結起來。這故事發生在中環干諾道中的分店,某天,一個自稱政府部門的人來到店內說︰「我要四百個飯盒,甚麼東西都可以,做好馬上送去碼頭,做得到嗎?」這是一張突如其來的「柯打」,考驗的何止是大家樂,所有香港人跟大家樂一樣,都很焦慮,因為早前湧現越南難民潮,我們倉卒之下接收了很多人,為社會帶來沉重壓力。先不要說如何在香港這彈丸之地找地方安置難民,光是每天管吃問題也很頭痛,這四百個盒飯,還不過是「杯水車薪」,多個分置於不同地方的禁閉營,內有多達六千人!

  大家樂發揮了無比拼勁,完成那四百個飯盒後,政府前來「柯打」更多飯盒,合共二千盒之多,由於供應時間是午餐高潮期,餐店要動用四家分店去做,而且還要緊急調動特派員工,方可完成這個任務。員工對額外的壓力和工作沒有怨言,與此同時,香港人亦默默地為國際作出貢獻,辛辛苦苦的解決了越南難民問題,令香港形象得以提升。

  本書的後半部分提及大家樂進軍內地市場的經歷,很難得這是從港人角度去了解內地近況,讓我們知道更多。原來內地近年發展之快速,非如一些港人的偏見般,以為又是宣傳,其實內地比香港步伐真的更快。大家樂為提升整體營運效率,重整華南地區市場,一口氣關閉了十九家分店,你問,這豈不是反映內地消費大幅放緩?真正的原因之一是中國城市發展太快,商圈變化很大,當時是很旺的地區,一下子就被其他地點取代了。例如中山長途車站,不久之前還是川流不息,現在內地交通發達起來,市民可以自駕,又可以選擇坐高鐵,這個車站的商圈便瓦解了。話得說回來,打內地市場真的不易。

  原本想寫一下關於大家樂的飲食製作流程,事關次次幫襯,我都驚訝其製作之神速和準確,可惜篇幅有限,講完故事就要收筆。這個晚上不準備煮飯,或許大家樂見!